●“写管写，译管译，判若两人。译应像写！”最后这句话，无异于当头棒喝。
1996年初，出版社约我重译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。
福楼拜视文字、文学为生命，每一部作品，每一章，每一节，每一句，都是呕心沥血的结果。这样的作家，有机会翻译——认真地重译——他的代表作，当然是译者的荣幸。
刚译了半章，适逢罗新璋先生来沪。晤谈中我提及正在重译《包法利夫人》，不料罗先生脱口而出应声道：“已经有定本了，干吗还要重译？”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，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给他解释，以前就看过李健吾先生的译本，挺喜欢的，不过这次接受约稿之前，对照原文仔细看了部分章节，觉得李先生的译文并非无懈可击，而且有一些“硬伤”。另外，我还说，在李先生之后，又已经有好几个译本问世，但就我的感觉而言，李先生的疏漏之处，好像未必全都得以补苴（我举了几个例子）。新璋先生听罢我这番说辞，沉吟片刻，然后对我说，如果我愿意，不妨把译稿寄几页到北京——他这回是路过上海，待回北京寓所看过我的译稿后，他再跟我联系。
我正巴不得能有这样的机会呢。于是，我把手头译就的几页初稿，匆匆打印出来寄往北京。接下来，一边慢慢地往下译，一边等罗先生的回音。
回音终于来了。没有任何客套，附回的一页译稿上，用铅笔细细作了批改。“我们在自修室里上课”，删“里”字。“后面跟着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张大课桌的校工”，改为“……，还有一个校工端着张大课桌”。“正在睡觉的同学”，改为“打瞌睡的同学”。“仿佛刚才那会儿大家都在埋头用功似的”，改为“仿佛刚才大家都只顾用功似的”等等。此外还有两段批语。“第3页倒数8—5行，李译不错。李译用的是小说语言，不是翻译语言。阁下可试一章，不看法文，用中文重写一遍。外译中，要中文取胜。要译得精确不难，“他搬来了两部梯子中比较高的一部”，c’estduchi?nois？照叶圣陶说法，是方块字写的外国话。其中的法文，意为“这是中文吗？”
另一段批语更尖锐：“阁下来书，无一多余的字；翻译就有剩字。可有可无的字，删去！以求文字干净。比如上课，不是躺在床上睡觉，原文如是dormir，也不拘守译成‘睡觉’，根据上下文，应为‘打瞌睡’。写管写，译管译，判若两人。译应像写！”
最后这句话，无异于当头棒喝。翻译，也会“当局者迷”。当什么局？当原文之局。用罗先生在另一封信里的说法，也就是“被原文牵着鼻子走”。这里还有个心态问题：译福楼拜，我颇有些诚惶诚恐，（跟译普鲁斯特时相比，好像有过之而无不及，）这样一来，往往就容易陷于拘泥的境地。这声棒喝也提醒我：译文还是改出来的，要想译得好一些，就得自己先动手改。紧接着，罗先生又来一封信，鼓励我“放开手脚”，不要有顾虑，“中国出身EcoleNormale（巴黎高师）的还没几人呢！”信末言简意赅地写道：“不妨一试！”李健吾是罗新璋的老师，罗先生说李译是定本，我从中体会到他对恩师的尊崇。罗先生对我说“不妨一试”，则让我想起他当年与傅雷先生通信、受傅先生勉励的往事。我决心使出浑身解数来“一试”。这一试，试了两年。第四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，也许可以看做是对这一尝试的褒扬。回顾在译坛当学徒的这些年，眼前会掠过好些严师、诤友的面影。我由衷地感谢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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